沒有哪座城市像蘇州這樣，與大運河的關系如此緊密。

對于蘇州人來說，大運河就是家門口的河，運河水通過山塘河、上塘河、胥江、護城河等入口，與蘇州城內的水系融為一體，也讓蘇州成為運河沿線城市中唯一以古城概念申遺的城市。

我們借助古籍跨越千年，描摹出運河水與蘇州內河如何交匯，尋找運河遺跡輝煌的前世，復原出江南人家栽桑養蠶、織錦刺繡、品茗弈棋的尋常日子。

運河水與蘇州內城水系融為一體

從古籍上看，運河蘇州段的起源，可追溯到春秋時期。明《吳邑志》記載，“《春秋傳》稱‘吳城邗溝，通江淮’，蓋吳王夫差北伐齊時所開，出師由此河可以通江北也。”春秋吳國闔閭年間，為了西伐楚國，吳王命伍子胥開挖的這條人工運河，就是后來的胥溪，是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人工運河之一。

《平望志》中記載的運河 蘇州市圖書館供圖

據唐末陸廣微的《吳地記》載，唐代以前，蘇州城內水網骨架已基本定型，蘇州內河呈現出“三橫四直”的特點：乾符三年（876），蘇州刺史張摶重筑羅城，城作“亞”字形，“城中有大河，三橫四直……七縣八門、皆通水陸。”蘇州圖書館古籍中心主任孫中旺介紹，蘇州內河多為東西走向，與南北走向的運河交叉分布。

從古籍來看，唐宋時期，蘇州很多水道的貫通都和運河有關，其中被記載較多的是元和塘與至和塘。《蘇州府志》記載，唐元和初年，蘇州刺史李素請開元和塘，自此“舟楫鱗集，農商景從”。范成大《吳郡志》記載，至和塘始修于北宋，“從古為湖瀼，多風濤……至和二年，始修治成塘。”這兩條水道疏浚貫通后，通航能力大大增強，成為大運河蘇州段航道的重要組成部分。

道光《蘇州府志》中的運河水港 蘇州市圖書館供圖

明代林應訓在《江南漕渠志》中記載了大運河蘇州段的三條重要的運河支線，即至和塘、元和塘和松江運道：“松江運道由白蜆江西來，出呼鯉涇與運河合，入長洲界，又北經姑蘇城，與至和塘運河相合。”蘇州市職業大學教授、吳文化學者吳恩培說，這三條運河支線在當時承擔了蘇州府下轄各州縣的運輸任務。

孫中旺認為，大運河開通后，蘇州成為海運和漕運的交匯城市，這是運河沿線其他城市不具備的優勢。來往的貨物不但可以通過運河南北輸送，還可以通過婁江、吳淞江等河道入海，沿海路北上南下。與此同時，運河貫通，還使蘇州城市發展突破城墻限制。運河從蘇州西部城河經過，城西發展最快，明清時期，閶門、胥門以及楓橋、上塘、山塘等地極為繁華，尤其是閶門，被稱為“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”。

運河兩岸歷史遺跡中，含“橋”量高

運河水流過蘇州，在兩岸留下了諸多遺跡，浩如煙海的古籍見證了它們輝煌的前世，其中，“古橋”占墨最多，唐朝時蘇州就有300多座橋，從平橋到拱橋，從單孔橋到多孔橋，各具特色。

被記載較多的是寶帶橋，這是中國現存建造時間最早的古橋之一，始建于唐朝，在明清時期多次修繕。明《姑蘇志》記載，明正統間，巡撫侍郎周忱修治寶帶橋，修治后的寶帶橋“長千三百二十尺，洞其下凡五十有三，而高其中之三，以通巨艦”，所形成的形制與規模保持至今。

《百城煙水》中的寶帶橋 蘇州市圖書館供圖

同治《蘇州府志》中有關于吳門橋的記載：“吳門橋，在如京橋東，有石刻三大字，舊名新橋，下有三洞，最長，又稱三條橋。”蘇州市地方志辦公室二級調研員陳其弟說，吳門橋是江蘇現存最高的單孔古石拱橋，是古代陸路出入盤門的必經通道。為了方便帆船進出城，特地抬高了水面到橋頂的距離。

乾隆《長洲縣志》中的楓橋 蘇州市圖書館供圖

一首《楓橋夜泊》讓楓橋聲名遠揚。據南宋《吳郡志》記載：“楓橋，在閶門外九里道傍。自古有名，南北客經由，未有不憩此橋而題詠者。”蘇州著名文史學者徐剛毅說，古代楓橋充滿煙火氣，“楓橋原名‘封橋’。古時，為了確保糧運安全，每當漕糧北運經過時，就在橋下設護糧卡，封鎖河道，禁止別的船只通行，蘇州民諺里有‘探聽楓橋價，買物不上當’的說法。”

除了古橋，運河沿岸的虎丘塔和滸墅關，也在古籍中頻頻出現。

北宋的《吳郡圖經續記》中，有關于虎丘山頂云巖寺塔的記載：“云巖寺，在長洲西北九里虎丘山……后人乃移寺山上。今東寺皆為民疇，西寺半為榛蕪矣。寺中有御書閣、官廳、白云堂、五圣臺，登覽勝絕。”陳其弟介紹，云巖寺塔是大運河進入蘇州段的航標性建筑，始建于隋朝，從宋代建炎年間至清代咸豐年間，遭到七次火災，塔外的木結構被火燒毀，現存的磚砌斜塔是原來的塔心部分。

道光《滸墅關志》 蘇州市圖書館供圖

據道光《滸墅關志》記載，滸墅關的歷史可上溯到秦代。從元代起，這里有了“抽分竹木場”，對過往商賈往來貨物收稅。明代洪武年間“設滸墅巡簡司”，宣德四年（1429年）才正式設立鈔關。陳其弟說，滸墅關最早叫虎疁，是明代全國七大鈔關之一。在設立鈔關之前，這里是一般的集市。

稻田耕作精細，蠶桑一度壓倒傳統稻作

運河水通過眾多河道流到了蘇州人家門口，杜荀鶴《送人游吳》詩中所云“君到姑蘇見，人家盡枕河”，是當時真實寫照。

蘇州以稻米為主食。在唐代，蘇州成為稻田耕作技術最精細的地區。王鏊在《姑蘇志》中記載，“紅蓮程…芒紅粒大，有早晚二種。”說明在唐朝，紅蓮稻已在蘇州種植，從宋朝開始一年兩熟。值得一提的還有宋代占城稻的引進，明崇禎《太倉州志》記載：“往時宋真宗因兩浙旱荒，命于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散之，仍以種法下轉運司示民，即今之旱稻也。”從此，“粒稍細，耐水旱”的占城稻被引入太湖地區，以應對災荒之困。

在明清古籍中，“栽桑養蠶”成為古代蘇州人家的日常生活。清道光《光福志》記載：“光福藝桑，隨處皆植，蠶事尤勤于他處。凡女及笄，即習育蠶，四、五月謂之蠶忙。”

明清時期，“農家蠶桑”的情景在古籍中大量出現。乾隆《吳江縣志》記載：“桑以育蠶，明洪武二年詔課民種桑，吳江境內凡一萬八千三十三株。宣德七年，至四萬四千七百四十六株。近代絲綿日貴，治蠶利厚，植桑者益多，鄉村間殆無曠土。”這反映了蠶桑業向鄉村推廣，農家經營出現蠶桑壓倒傳統稻作的趨勢。陳其弟說，由于桑絲經濟效益大，在農家形成了以蠶桑為主、稻作為輔的經營模式。在明朝中后期，蘇州出現紡織工，‌‌標志著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。

明清時，蘇州還成為全國工商業中心。蘇州市吳江區檔案館副館長王來剛說，當時各地在蘇州設立的地域性會館近50所，涉及江蘇、浙江、安徽、江西、廣東等15個省份。依托便利交通，運河邊上還出現了專業市鎮，各有特色，如盛澤鎮的絲織業、橫塘鎮的釀酒業、滸墅關的織席業、木瀆鎮的刺繡業等。在社會風尚習俗方面，蘇州也影響全國，明代永樂之后，京師各衙門的官吏以江南人居多，他們歲時節令、看花飲酒、品茗弈棋，無不以蘇州為尚。